“我从来没聘过侦探，所以实在不知道一般手续是怎么样。开支票可以吗？”

我告诉他我收支票，而在他填写的时候，我想到之前困扰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。我说：“温迪退学以后，你一直没雇私家侦探？”

“没有。”他抬起头，“我们没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张明信片。我考虑过雇人追查，当然。但后来知道她没事后，我就决定作罢。”

“但你们还是不晓得她人在哪里，或者她过得怎样。”

“对。”他垂下眼皮，“这是我来找你的部分原因，当然。我现在后悔莫及，工作全部停摆。”他的眼睛和我的碰个正着，那里头有些什么我想避开不看，但做不到。“我得知道我该负多少责任。”

他真以为他能找到答案？唉，他也许可以为自己找到一个，但那绝不会是正确答案。那种无可避免的问题永远没有正确解答。

他把支票写好，交给我。该填我名字的地方他空着没填，他说我或许想直接提现。我说指明付给我本人即可，于是他又拔下笔套，在右边横线写下“马修·斯卡德”。我把支票折起，放进皮夹。

我说：“汉尼福德先生，你有件事情略过没提。你不认为那很重要，但这很难说，而你也知道这很难说。”

“你怎么晓得？”

“直觉吧，我想。我有多年经验，观察别人苦于无法决定自己到底愿意了解多少真相。你不需要跟我透露什么，但……”

“唉，其实是不相干的事，斯卡德。我没提是因为我觉得和你的调查无关，但——唉，也罢。温迪不是我的亲生女儿。”

“她是养女？”

“我收养了她。我太太是温迪的母亲。温迪的父亲在她出生前过世，他是海军陆战队队员，登陆韩国仁川的时候遇难。”他移开视线，“三年后我娶了温迪的母亲。从一开始我就待她和亲生女儿一样。等我发现我——不可能有自己的小孩以后，我对她更是加倍疼爱。就是这样，说不说有关系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我说，“也许没关系。”但知道总是好的，现在我明白汉尼福德为什么自觉罪孽深重。

“斯卡德，你还没结婚吧？”

“离婚了。”

“有小孩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他嗫嚅着，欲言又止。我开始祈求上天快点让他离开。

他说：“你当警察一定表现出众。”

“还不赖。我有警察直觉，也学到如何见机行事。这样就已掌握了九成功夫。”

“你在警界待了多久？”

“十五年，将近十六年。”

“如果做满二十年，不是能领退休金什么的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他没问下去。奇怪的是，这比他问了还叫我难堪。

我说：“我失去了信念。”

“跟牧师一样？”

“差不多吧。不过也不完全一样。失去信念还继续当警察的大有人在。有些人从进这行开始就只是想混日子。总之我辞掉，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想再当警察。”或者当丈夫，或者当父亲，或者当社会中坚分子。

“看尽局里所有的贪污腐败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腐败从来没有干扰到我。没有腐败我哪来足够的钱养家。

“不，另有原因。”

“噢，我懂。”

“是吗？也罢，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。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，跑到华盛顿高地山庄一处酒吧，那里警察喝酒免费。有两个孩子在那儿抢劫，出门前一枪打中酒保心脏。我追着他们上街，打死其中一个，另一个打到大腿。他这辈子别想再好好走路。”

“我懂了。”

“不，我想你不懂。那不是我第一次杀人。死掉了一个我很高兴，而且我很遗憾另一个最后复原了。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有一枪失误，反弹出去，击中一个七岁小女孩的眼睛。子弹反弹，力道削掉了一大半。再高一英寸①的话，也许只会划过她前额。有可能留下个疤痕破相，但没有大碍。可是射进眼睛里，都是软组织，自然就直捣进大脑里。他们告诉我她是当场毙命。”我看着我的双手，抖得不厉害——肉眼难以察觉。我拿起杯子，一饮而尽。我说：“不可能定我的罪。事实上，我还得到局里嘉奖。然后我递上辞呈。我不想再当警察。”

他离开后，我多坐了几分钟。然后我迎上特里纳的视线，她为我端来另一杯加了酒的咖啡。“你的朋友没啥酒量。”她说。

我同意她的说法。我的音调八成泄漏了我的心情，因为她二话不说就坐上汉尼福德的椅子，轻按我的手背。

“有麻烦吗，马修？”

“也不算。有事待办，但我宁可不办。”

“你宁可坐在这儿，把自己灌醉。”

我龇牙一笑：“你什么时候看我醉过？”

“从来没有。不过每次看到你，你都在喝酒。”

“喝而不醉，功夫到家。”

“这样对你不太好吧？”

我希望她能再碰碰我的手。她的手指纤长，摸起来清凉而舒服。“天下有什么事是对谁有好处的？”我说。

“咖啡跟酒，奇怪的组合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酒叫你醉，咖啡叫你清醒。”

我摇摇头：“咖啡从来没法叫人清醒，它只能让你撑着不睡。拿壶咖啡送给酒鬼，两个加到一起只是个睁眼酒鬼。”

“这就是你的写照吗，宝贝？睁眼酒鬼？”

“我眼睛睁不开，但也没醉倒，”我告诉她，“所以才得喝下去。”

四点过后不久，我抵达我存钱的银行。汉尼福德给的钱我存了五百，剩下的全部提取现金。这是我今年元旦后第一次来此，所以他们在我的存款簿上加计利息。有台机器一眨眼工夫就算出多少，但数字小得实在不该劳烦机器浪费时间。

我在五十七街上，折回第九大道，然后往上城走去，一路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跟罗斯福医院，抵达圣保罗教堂。弥撒已近尾声。我等在外头，只见几十个人三三两两步出教堂。大多是中年妇女。然后我走进去，把四张五十元钞票塞进捐款箱里。

我照圣经所说，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。不知道为什么。我已养成习惯，就像我上教堂也已成了习惯。我是搬进旅馆“定居”之后不久，开始这样。

我喜欢教堂。我喜欢坐在那里头思考。目前这家，我是坐在中间靠走道的位子。我想我在那里待了大概二十分钟，也许更久。

两千块钱从凯尔·汉尼福德那儿转到我手上，两百块钱从我这儿转到圣保罗的捐款箱里。我不知道这钱他们会怎么花。也许买食物和衣服分送给穷人，也许买林肯轿车给牧师代步。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怎么花。

天主教堂从我身上拿到的钱比别人要多。不是我偏心，只是因为他们开门的时间较长。不是周末的话，基督教堂大部分都关了门不做生意。

天主教堂还有一个好处：可以点蜡烛。我一路出门时点了三根。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五的温迪·汉尼福德，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一的理查德·范德普尔。还有，当然，一根给永远活不到八岁的埃斯特利塔·里韦拉。

① 一英寸等于2.54厘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