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卷起袖子，小臂上交错着晒伤的痕迹和镰刀划的旧疤，“有人说我们搞转基因是‘违背天道’，可天道该是让老百姓碗里有饭，让孩子们不再因农药中毒住院——这才是我们的‘天条’。我爹当年送我上学时说：‘种地的人，要对泥土说实话。’如今我才明白，说实话的法子，就是用科学把自然的道理讲给人听。你看这抗虫基因，本就是土壤里苏云金杆菌的天然武器，我们不过是把它‘借’给水稻，这比打农药更‘自然’吧？就像袁老师把野生稻的雄性不育基因‘转’进栽培稻，咱们做的事，本质上是一样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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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隆平忽然用拐杖敲了敲田埂，浑浊的眼睛亮起来：“启老弟这话没错！当年我在野外找野生稻‘野败’，不也是在‘转基因’？把野生稻的基因转到栽培稻里，才有了杂交稻的突破。”

老人家从裤兜摸出个布包，里面是他珍藏的野生稻标本，稻芒扎手却泛着野性的光，“有人说杂交稻是‘自然的’，转基因就不是？错了！人类驯化作物的每一步，都是在和基因‘打交道’。你看这野生稻，亩产才几十斤，现在咱们的抗虫稻能收上千斤，靠的就是把好基因‘搬’过来——这不是违背自然，是自然教给咱们的本事。”

三、风里的诗行

暮色漫过田垄时，助理小陈博士抱来一摞实验报告，纸页间夹着各地农民寄来的感谢信。河北棉农寄来的锦旗上，“虫口夺粮”四个大字被晒得褪色；湖北稻农编的草帽里，藏着张泛黄的合影，照片里的人穿着褪色的衬衫，站在齐腰的稻浪里比着“丰收”的手势。

袁隆平忽然从兜里摸出粒花生，掰成两半分给众人：“1959年饿肚子，我在田里捡稻穗，捡着捡着就想——要是能让稻穗比花生还大，该多好。”他把花生壳埋进泥里，“现在你们做到了，用基因编辑让稻穗结满籽，这不是‘逆天’，是‘顺天’——顺着老百姓的天，顺着土地的天。人类从改良种子那天起，就在做‘转基因’的事。远的不说，就说咱们吃的玉米，几百年前还是墨西哥的野草，靠的就是一代代‘转’基因才变成今天的模样。”

何祚庥望着远处基因楼的灯光，忽然背诵起《天问》：“‘圜则九重，孰营度之？’两千年前屈原问天道，今天我们用基因剪刀回答——自然不是供人叩拜的神龛，是等着被读懂的天书。搞转基因，不是要当自然的主子，是要当自然的学生，把它藏在DNA里的学问，变成老百姓锅里的米、身上的衣。就像候鸟迁徙、松鼠储粮，人类用科学优化作物，本质上和蜜蜂筑巢一样，都是自然选择的一部分。”他的眼镜片映着稻浪，镜片后的目光像极了张启在实验室看显微镜时的专注。

夜风掀起张启的蓝布围裙，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衫，第二颗纽扣永远松着，露出锁骨下方的烫伤疤痕——那是1986年第一次转基因实验时，烧杯炸裂留下的。

他望向天际，银河正在云层后铺展开来，每颗星都像一粒待播的种子，而他脚下的泥土，正是孕育星辰的子宫。

“搞农业的人，”他忽然开口，声音混着稻叶的沙沙声，“要把自己种进地里。你看这抗虫稻，根扎得深，秆子才直，穗子才沉——就像咱们搞科研，身子扑得下泥土，心才能接上星空。转基因从来不是什么洪水猛兽，是人类向自然借的一把镰刀，割开蒙在真相上的杂草，让阳光照进每一粒种子里。老祖宗驯化玉米时，何尝不是‘转’了野生玉米的基因？我们只是让这过程更精准，让土地少受十年苦，让农民早收十年粮啊。袁老师当年说‘转基因是未来农业的方向’，今天咱们站在这试验田里，不就是在走这条方向吗？”

远处的实验楼亮起了灯，像撒在大地上的星子。张启摸出裤兜里的铁哨子，那是父亲留给他的老物件，当年巡田时用来驱赶麻雀——此刻，他轻轻吹了一声，哨音混着晚风掠过稻田，抗虫稻的叶片沙沙作响，仿佛千万个声音在应和：敬畏自然，不是束手待毙，而是像种子冲破冻土般，用科学的犁铧，在天道里耕出新生。而人类对自然最大的敬畏，从来不是匍匐在泥土里，而是站在田垄上，以智慧为种，以汗水为光，与自然共写一部生生不息的史诗——从万年驯化到基因编辑，每一粒种子里，都藏着人类与自然最本真的默契。

（注：袁隆平院士对转基因技术的观点参考其公开论述，谨以此致敬科学探索精神。作者：怀疑探索者，写于2024年。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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