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上课的铃声暂时拯救了我，他们让我在这里站着别动，他们要去讲课了，他们走后我独自一人站在这间小屋子里，椅子就在旁边，我不敢坐。那边的桌子上有一瓶红墨水，我真想去拿起来看看，可他们让我站着别动。我只好去看窗外，窗外就是操场，此刻高年级的同学正在那里列队，不一会就解散了，他们打球或者跳绳。体育课是我最喜欢的课。那边教室里传来了朗读的声音，隔着玻璃听起来很轻。我第一次站在外面听着他们朗读，我多么希望自己也在他们中间，可我只能站在这里受罚。有两个高年级的男同学敲打起窗玻璃，我听到他们在外面喊：“喂，你刚才为什么哭？”

我的眼泪又下来了，我伤心地抽泣起来。他们在外面哈哈笑了。下课铃响过以后，我看到张青海带着国庆和刘小青走过来。我想他们怎么也来了，是我把他们牵涉进来的。他们在窗外就看到了我，他们的眼睛只看了我一下，就傲慢地闪了过去。接下去的情形真让我吃惊，国庆和刘小青揭发了我，我在星期六下午说的那句话——要是我，我也会写的。于是林老师用手指着我，却面对张青海说：

“有这想法就会写那标语。”

我说：“他们也这样说了。”

这时国庆和刘小青急忙向老师说明：

“我们是为了引诱他才这么说的。”

我绝望地看着我的同学，他们则是气乎乎地瞪着我。然后老师就让他们出去了。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上午，两个成年人轮番进攻我，我始终流着眼泪不承认。他们的吼叫和拍桌子总是突然而起，我在哭泣的同时饱受惊吓，好几次我吓得浑身打抖不敢出声。林老师除了枪毙我以外，什么恫吓的话都说了。到后来她突然变得温柔了，耐心地告诉我，公安局里有一种仪器，只要一化验就会知道，那墙上标语的笔迹和我作业簿上的一模一样。这是那个上午里我唯一得到的希望，但我又担心仪器会不会出差错，我就问她：“会不会弄错呢？”“绝对不会。”她十分肯定地摇了摇头。我彻底放心了，我对他们欢欣地叫道：“那就快点拿去化验吧。”

可他们却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里，互相看了好一会，最后是张青海说：“你先回家吧。”那时放学的铃声已经响过了，我终于离开了那间小屋子。上午突然来到的一切，使我暂获自由以后依然稀里糊涂。我都不知道自己怎样走到了校门口，在那里我见到了国庆和刘小青，由于委屈我又流出了眼泪，我走过去对他们说：

“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”

当时的国庆有些不大自在，他红着脸对我说：

“你犯错误了，我们要和你划清界限。”

刘小青却是得意洋洋地说道：

“实话告诉你吧，我们是老师派来侦察你的。”

成年人的权威，使孩子之间的美好友情顷刻完蛋。以后很长时间里，我再没和他们说过话。一直到我要返回南门，去向国庆求助时，才恢复了我和他之间的亲密，可同时也成了我们的分别。后来，我就再没有见到过他。

下午的时候，我傻乎乎地坐到教室里准备上课了。夹着讲义走进来的张青海一劬看到了我，他一脸奇怪地问我：

“你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在这里干什么？本来我是来上课的，可他这么一问我就不知道了。他说：“你站起来。”我慌忙站起来。他让我走出去，我就走了出去，一直走到操场中央，我四下望望，不知道他要我走到哪里去。犹豫了片刻后，我只能鼓起勇气往回走，重新来到教室里，我提心吊胆地问张青海：“老师，我要走到哪里去？”

他回过头来看着我，依然是软绵绵地问我：

“你上午在哪里？”我扭过头去，看到了操场对面那间小屋子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我问：“我要到那小屋子里去？”

他满意地点点头。那天下午我继续被关在那间小屋子里，我一直拒绝承认惹恼了他们。于是王立强来到了学校，身穿军装的王立强来到后，仔细听着他们的讲叙，其间有几次回过头来责备地望了望我。我当初多么希望他也能认真地听一听我的申辩，可他听完老师的讲叙后，根本就不关心我会说些什么。他带着明显的歉意告诉他们，我是他领养的，领养时我已经六岁了。他对他们说：“你们也知道，一个六岁的孩子已经有一些很难改变的习性了。”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。但他没有像老师那样逼我承认，这方面的话他一句都没说。他很快就站起来说是有事走了，他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免伤害我。如果他继续呆下去，他就很难不去附和老师的话。他逃脱了这个令他尴尬的处境。我却是充满了委屈，他那么认真地听老师讲叙，可一句也不来问我是不是这样。要不是后来李秀英对我的信任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当初的我深陷于被误解的绝望之中，那是一种时刻让我感到呼吸困难的情感。没有人会相信我，在学校里谁都认为那标语是我写的。我成了一个撒谎的孩子，就是因为我拒不承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