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馋老头儿”夹一块肉、喝一口酒，谁也不让，好像他就应该到这儿来吃，来喝。

奶奶坐在他对面，陪他说话。

依我看，这“馋老头儿”说的全是反动话。

“老嫂子，您猜怎么着？”他说，“现在难得喝这么口好酒了。有钱你也不敢这么买着喝。”

“是你劳动挣来的钱，你就甭怕。”奶奶说。

“那倒也是。您猜怎么着？村儿里对我还真不错，瞧我这岁数，让我喂牲口。活动活动，身子骨儿倒结实了。”

“你可得好好儿的。”

“那是。再者话说了，你不好好给人家干也得行啊？”他喝得满脸发红，“嗞儿咋”地响。

“给人家干？”奶奶不满意地斜了他一眼，“你这是给自个儿干。过去人家才是给你干哪！”

“说的是，说的是。”那“馋老头儿”连连点头，低头光是吃，不言语了。

“你的帽子摘了吗？”半天，奶奶又问。

“摘了，头年就摘了。”

什么帽子？摘什么帽子？那时我还不懂。

“老嫂子，您猜怎么着？我还真是心服口服。可不是吗？一样爹妈生的，肉长的，凭什么你就光吃不干呢……”他好像再找不出什么词儿来表白了，又说，“我可不像史五爷那么混横儿不说理。”

“史五爷怎么着？”

“还戴着呢。老话儿说了，得人心者得天下，共产党就是得了人心。你史五爷逞能，有你的好儿？”

我越听越糊涂，这家伙到底是不是地主？也许他是装的？可又不像。不过我还是讨厌他，老是满地吐黏痰。还有，一来就吃肉、喝酒，电影里的地主就那样。奶奶还老给他喝。唉，可不是吗？奶奶也是地主呀……

有好几年，对这件事我心里总是惶惶的。我希望那是假的，但愿是那个晚上我听错了。我去想奶奶做过的事，说过的话，一会儿觉得奶奶真是有点儿像地主，一会儿又觉得一点儿也不像。我几次想问妈妈，又怕妈妈真说是。我真想找个人说说。我跟八子说了。八子听了一愣，然后直笑：“你别瞎说了，奶奶要是地主我死了去！”八子也管我奶奶叫奶奶。“真的，我亲耳听见的。”我说。“准保是你听错了。”“也许是。”我说，心里轻松了许多。八子又说：“解放前才有地主呢，现在哪儿有哇？”我的心又一阵子紧：“说的就是解放前。”“反正我敢说，奶奶不是！”八子又拍拍自己的胸脯，“要是，我死去！”八子说得那么肯定，我觉得周围的空气都明澈了许多。那是个夏天的中午，院子里静悄悄的。海棠已经有红的了，梨还是青的，树荫下好凉快。八子揉着一团儿面筋。我们常用面筋去粘树上落的蜻蜓。把面筋放在竹竿的顶端，把竹竿慢慢升高，接近正在“做梦”的蜻蜓，“扑噜噜”，蜻蜓使劲扇动翅膀，但已经被粘住，跑不了啦……奶奶不会是地主，奶奶还总让我教她唱《社会主义好》呢。奶奶不会是地主，妈妈从单位里借来一张桌子，奶奶总是把热锅什么的放在我们家自己的桌子上，说“可别把公家的桌子烫坏了”，她怎么会是地主呢……

一九六六年，我快十六岁了，早已经过了入团的年龄。可我却总入不上。爸爸、妈妈才跟我讲了奶奶的事。

“你知道奶奶的成分是什么吗？”

我心里“轰”地一阵紧张，不吭声。

“你大概已经知道了吧？”

我说不出话来。

奶奶的娘家并不是地主，是个做小买卖的——开一个卖棉花兼弹棉花的小店，总共一间半门脸儿。奶奶从小长得漂亮，父母指望能靠她发财，立志要把她嫁到富贵人家去。那时代，在一个小县城，要想做成富贵人家的贤妻良母，需要长得漂亮，需要把脚裹得特别小，需要会做各种针线活，需要会看公婆和男人的眼色……唯独不需要念书识字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。所以奶奶不能像她的弟弟、妹妹那样去上学，也注定了要有一双小脚儿，要学会恭谦、驯顺、忍气吞声。为什么呢？只是因为奶奶长得好，只是因为她的父母希望攀一门阔亲戚。

父母的愿望竟真实现了。十七岁，奶奶嫁到了老史家。史家是全县的首富，全县将近一半的土地都姓史。不过史家要的仅仅是一个漂亮而且贤惠的儿媳妇，奶奶的父母照样开着那一间半门脸儿的小棉花店。奶奶的父母唯有想到女儿是走了运，才觉得多年的希望没有全落空。

奶奶可真是“走了运”，上有公公、婆婆，下有一大群小叔子、小姑子；公婆之上还活着一对老公公、老婆婆。奶奶既是儿媳妇，又是孙子媳妇。伺候了这个伺候那个，给这个磕了头给那个鞠躬，听完了这个的申斥再去给那个赔不是，似乎老史家主要是缺一个老妈子，缺一个挨骂的，缺一个出气筒，才把奶奶娶过来的。只有奶奶的婆婆还算通些情理，因为她也是那么熬过来的，而且还没熬完。

“你看过《家》吗？”爸爸问我。

我点点头。

“就是那样。那种大家庭都是那样儿。奶奶的地位比使唤丫头也差不多。”

奶奶病了，但是在那个大家庭，专为孙子媳妇做些可口的饭菜，等于是造反。奶奶的父母给奶奶送来些点心，但是得交到老公公那儿去。老地主还稀罕几块点心？但这是规矩。

我听奶奶说起过这件事，奶奶根本没见到那几块点心，奶奶的婆婆说了一句：“人家娘家送来的，她又病着……”于是也遭了一顿训斥。

“你还记得《家》里瑞珏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我又点点头。

“奶奶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是那样。老公公、老婆婆不让找大夫，更甭说去医院，他们舍不得花那份钱……”

在伯父前头，我还应该有个姑姑的。我记起来了，奶奶常念叨她那个闺女，“模样儿可俊了，要不是你们老史家，那孩子何至于死呀！”奶奶喜欢女孩子，就是因为她没个闺女。一看见别人的闺女，她就眼热，就想起自己那个死了的女孩子。所以奶奶对妈妈特别好，把妈妈当亲闺女看。

“不是因为别的，因为那是规矩。”爸爸说，“就像你老太爷，出门儿几十里，一泡屎也要憋回来拉到自家的地里。因为那是规矩。那个社会，可笑和可恨的规矩太多了。”

奶奶生了三个儿子：伯父、父亲、叔叔。叔叔还不到一岁，爷爷就死了。爷爷一死，奶奶在那个大家庭里就更没有地位了，没有权也没有钱。想给自己做件衣服，还得打着三个儿子的旗号去跟公公要。算计来算计去，要是能从给三个儿子做衣服的钱里省出一点儿来，自己才能做件汗衫。大概唯因奶奶生了三个儿子，都是史家之后，奶奶才仍然能在老史家吃饭吧。

奶奶还不如让老史家给轰出去呢，我想，那样奶奶现在也就不是地主了。

其实奶奶给他们干的活也足够换来一天三顿饭了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奶奶总得伺候得公公、婆婆、小叔子、小姑子以及儿子们都吃了饭，她自己才能吃。老妈子也不过如此了，老妈子也是永远吃剩饭。

奶奶真想离开那个家。奶奶的表妹就是不堪忍受那种日子，跑出去参加了共产党。可是奶奶的表妹上过学，碰巧知道了有共产党，奶奶知道什么呢？她想跑也不知道往哪儿跑。再说她也不敢跑，连改嫁她都不愿意，她要守节，她受的就是那种教育。奶奶从二十几岁守寡到今天。

她只盼着儿子们都长大。伯父稍大一点儿，奶奶壮着胆子提出了分家的要求，但立刻遭到公公的痛骂。小姑子、小叔子也旁敲侧击：“嫂子，您要是想改嫁也行，家不能分！”对奶奶来说，这话是最大的侮辱了。奶奶只有自己偷偷地掉眼泪。再说，离开老史家，三个儿子怎么上学呢？上不起。也许是受了她那个表妹的影响，奶奶执意要三个儿子都上学，而且都要上到大学。吝啬而且迂腐的老地主，连屎都要拉到自家地里，自然不忍心把钱送到学校去，奶奶豁出去了，吵、闹、骂他们欺负孤儿寡母。奶奶竟然变得那么勇敢！可不是，奶奶还怕什么呢？她全部的心愿就是她的三个儿子。她不愿意三个儿子将来跟自己似的，更不愿意三个儿子将来跟老史家的人似的。她只知道上学好，她的表妹好，她的表妹之所以好，就是因为上过学。她那时候不知道别的……

我的心一阵阵发疼。我想起奶奶夜里睁着眼睛想事的样子；想起她的叹气声；想起了她的脚；想起她捧着爸爸给她买的扫盲课本，在灯下一字一顿地念，总是把“吼声”念成“孔声”……

“她干吗算地主？”

“她吃了剥削饭。”

“她给老史家干的活儿就不算啦？”我那时真小。

“那是历史，历史造成的。”爸爸说。

唉，历史！“那现在呢？”

“早就不算地主了。奶奶改造得好，早就摘了地主帽子。再说，奶奶干吗不爱新社会呢？她这一辈子，真正有了自由，真正过了舒心的日子，倒是在解放后。现在奶奶和大伙儿都一样了……”

我松了一大口气，在心里骂了一句最难听的话，骂那个“老史家”。

奶奶知道爸爸、妈妈把她的事告诉了我，见了我还有些难为情，又说要给我包扁豆馅饺子，小心地注意着我的反应。

我心里又高兴又难过，不知道说什么好，只说：“包吧。”语气倒像是很勉强。

奶奶转悠过来转悠过去，不说话，偷偷地观察着我的表情。我一看她，她就又把目光躲开。我很想开句玩笑，打破这尴尬的气氛，又想不出逗乐的话。

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又把头扎在奶奶的脖子底下。

“这么大了还……没臊！”奶奶说。

我觉出她也松了一口气。奶奶的观察力实在是末流的，她难道没有注意到，我有好几年没把头扎在她脖子下了吗？

奶奶活了七十三岁，真正舒心的日子只有那么几年，就是从摘了地主帽子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之间的那七八年。那些年，她整天都很忙，整天都很高兴。她要给全家人做饭，要做补花，要负责全院的清洁卫生。奶奶是全院的卫生负责人。我还记得别人把写了她名字的小红字条贴在院门上时，她是多么不好意思，又是多么掩饰不住地高兴。为这事她得罪了八子妈，八子家的卫生总是搞不好。

奶奶买了一把长把笤帚，扫起院子来不用弯腰。她的腰和背还是老酸疼。早晨，人们纷纷出门上班的时候，奶奶去扫院门前的街道，和所有过往的街坊们打招呼。她愿意被人们看见。说她爱虚荣也行，说她是显摆也对，她把门前扫得很干净。然后她就冲八子和我喊：“可别再糟蹋啦，啊？奶奶刚扫完！”确实是喊给别人听的，但那声音中也确实流露着舒心的骄傲。

奶奶坚持做补花。有时候活儿催得紧，她一直要做到半夜去，急得她就像小学生完不成作业那样。全家人谁也帮不上忙，跟着着急。有一次妈妈说：“我看您就辞了这活儿吧。”“敢情你们都有工作！”奶奶喊。奶奶从没有对妈妈喊过，吓得全家都不敢言语。奶奶盼望能进补花厂，但她知道没什么可能，她的岁数太大了，人家不会要。她总埋怨八子爸不让八子妈进补花厂。“趁她还年轻，你就让她去得了。要不赶明儿后悔一辈子！”奶奶对八子爸说。八子爸笑笑：“是我不让她去吗？”“去不了，”八子妈赶紧说，“这几个‘劳神精’谁管？”奶奶又说八子爸：“让你要这么多！”“是我生的吗？”八子爸抽着烟笑。“不要脸！”八子妈骂。

活儿不紧的时候，和八子妈还有其他几个妇女一块儿做补花，是奶奶最高兴的时候。她们互相称“老刘”“老魏”“老林”。奶奶是“老方”。奶奶非常喜欢这种称呼，在家里也“老刘”“老魏”地念叨，是因为新奇，更透着自豪和满足。“我们老姐儿几个有说有笑的，也不觉着累。”奶奶说。“老了老了，没承想还赶上了好时候。”奶奶说。“唉，你们生的是时候呀！我还有几天儿？”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。

星星。星星。星星。星星……

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？

我知道，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。

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，是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……

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开始，奶奶又戴上了一顶“帽子”，不叫地主，叫“摘帽地主”。其实和地主一样，占黑五类之首。所不同的是，“摘帽地主”更狡猾些；一个地主，竟然能够“摘帽”，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，其用心是何等的险恶，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。而且这也成了“刘邓路线”的罪行之一。

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。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？后来，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。权力当然更重要。

奶奶倒没有哭，她吓傻了。爸爸、妈妈也吓傻了。好多人都吓傻了。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，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。

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，用了半天时间，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。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，用斧子给劈了。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。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；也不怎么做饭，顿顿下挂面。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。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，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，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分好，其余的都是黑九类。

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，一身军装，扎一条武装带，长辫子剪了，剪成了短发。说实在的，我觉得她更漂亮了。

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，可是我出身不是“红五类”，不行。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，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，没别的可抄。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“阴阳头”。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，来了几个高中同学，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。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，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，然后各自回家。

院里很乱，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，挨家挨户地搜查。像是全院大扫除，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。我们家里也都空了，爸爸、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，很恐怖、很警觉的样子。

“真是没想到。”妈妈说。

“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。”奶奶说。

“您可别再这么说了，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？”

“谁呀？藏了什么？”我问。

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、一盒子金银首饰，还有一本书，书上有蒋介石的像。

“在哪儿呢？”

“已经送走了，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。”

我隔着窗户往外看。又来了几个红卫兵，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，嗓门儿很大。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。她还说了一句“×他妈的”，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。也许是我听错了？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。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……

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。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。妈妈说：“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，有什么事我去找你。”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、六十斤粮票，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。

晚上，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。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、那么多粮票。路上冷冷清清的。已经是秋天了。自行车轧在干黄的落叶上“嚓嚓”地响。路灯的光线很昏暗，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，变长，变长，又消失了。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，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。那条路很长，全是落叶……

一天，妈妈到学校来找我，对我说，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，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；奶奶已经回老家了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前天。”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没怎么。我们怕出事，和你爸爸商量，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。”

我倒是松了一口气。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。不过坦白地说，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：奶奶不在了，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。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，算我是地主出身。

“过些时候，我就去看你奶奶，再给她送些东西去。”妈妈说，声音有些抖。

忘记是为了什么了，我又回了一趟家（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）。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。花没了；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，没人管；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；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。八子家也搬走了，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。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，被轰走了，空下来不少好房。

我走进屋里，才又想到，奶奶走了。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，只是落满了灰尘。奶奶不在了。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。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，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，是奶奶做补花用的。我一直默默地坐着。天黑了。是阴天，没有星星。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？干什么呢？屋里没有别人，我哭了。我想起小时候，别人对奶奶说：“奶奶带起来的，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。”奶奶笑笑说：“等不到那会儿哟！”……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，没有星星。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。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，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，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，事后你发现，童年不复存在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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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。我时常想起奶奶。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，听也听不过来，想也想不过来。不断地把人打倒，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。打人也是为革命，骂人也是为革命，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，横行霸道、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。只要说是为革命，干什么就都有理。理随即也就不值钱。

接着是上山下乡。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，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；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，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。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？

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，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，奶奶岁数太大了，农村里没她干的活，公社给了证明，说奶奶改造得好，态度非常老实。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。

一九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。那年奶奶七十岁，头发全白了。爸爸、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，又剩了我跟奶奶。或者说是，奶奶跟着我。我已经二十出头了。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。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，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。譬如说奶奶，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，就注定是地主了。也可以说这是命运，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？

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。

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。在车站坐了半宿，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。我推推院门，院门开了。我推推屋门，门上有锁。我一愣。院里的人还都没起，很静，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。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？还是那四棵树，一棵梨树，三棵海棠，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。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，歪七扭八，灰压压的。

北屋门一响，宋家老头出来了：“哟，你回来啦？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。”

“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？”

“你没瞧见？就在外头扫街哪。”

我跑出院门。远远的晨雾中，有一个人影，用的是长把笤帚，是奶奶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奶奶这么早来扫街，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，怕让人看见。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，在改造，不是像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。

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。

我把奶奶搀进屋，劝她，安慰她。我才不说“这是群众运动，您应当理解”呢！她怎么会理解呢？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？只是当我说到“群众的眼睛是亮的”的时候，奶奶才不哭了，连连点头，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，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，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，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儿。奶奶扫街总是超额，甚至加倍。

“还记得八子吗？”奶奶问我。

“当然。”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，外号叫“八爷”，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。八子没有去插队。

“可不是吗，唉！可是他见了我，还是管我叫奶奶。”奶奶说。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。

奶奶又说：“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，可得好好的，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。他倒是低头儿听着。别人说他，他连听都不听呢。”

“他进工厂了？”

“没有。先前他想进工厂，人家说他不去插队，不给他分配。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，他又嫌工作不好，不去，等着。他可倒也不缺钱花，又抽烟，又喝酒。他还老跟我说：像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！”

“惠芬三姐呢？”

“咳，还提惠芬呢！分配在外地，二十七八了，还没个对象。她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，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，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，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……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。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。头些日子，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，她头也不抬。八子说，她不是光不理我，谁她都不理……”

我想起一九六六年查抄“四旧”的时候了，在院子里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大学生说话，那男的又高又魁梧，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？

唉！“奶奶，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！”我说。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。

“行啊！”奶奶高兴起来，“我给你钱，你去买肉馅吧。”

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，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，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儿好的吃。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、吃馒头、炒白菜什么的；她不愿意去买肉，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。

“您管他那些呢！”我说，“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。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！”

“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、炒白菜都吃不上呢。老家的人，好些贫下中农，吃也吃不饱。”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。

我真得承认：奶奶的觉悟比我高。我开了个玩笑：“您可不能这么说。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，那还行？”

奶奶吓坏了，说不出话来。可不？在那些年，这可不是玩笑。

最后这几年，奶奶依旧是很忙。天不亮就去扫街。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“专政学习班”。下午又去挖防空洞。

“您这么大岁数，挖什么呀？还不够添乱的呢！”我说。

奶奶听了不高兴：“我能帮着往外撮土。”

“要不我替您去吧。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。我替您去干一天，您就歇十天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。你可别外头瞎说去。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。”

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。

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。那时候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不管刮风下雨，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。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、老太太，都是成分好的，站在胡同口，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，监视坏人，维护治安。每个人值两个小时，一班接一班。奶奶看人家值班，很眼热，但她的成分不好。

一天，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，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，李老头病了，何大妈家里离不开，一时没处找人去，让奶奶值一班。奶奶可忙开了，又找棉袄，又找棉鞋。秋风刮得挺大。

“真要是有坏人，您能管得了什么？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？”

“人家这是信任我。”

“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钩住了，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。”

“我不会喊？”

“我替您去吧。”

“那可不行！”奶奶穿好了棉衣，拿着拐棍儿，提着板凳，掖着手电筒，全副武装地出了门。

我出门去看了看。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。还不到十点。两个人聊得挺热火。风挺大，街上没什么人。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……

十点刚过，奶奶回来了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奶奶说：“又有人接班了。”脸色挺难看。

“有人了更好。咱们睡觉。”

奶奶不言语，脱棉袄的时候，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，玻璃摔碎了。

“您累了吧？我给您按摩按摩？”

奶奶趴在床上。我给她按摩腰和背。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。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，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。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，腰往下塌，背往上凸。

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。

“算了，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！”我说。

“敢情你们都没事儿。我妈算是瞎了眼，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……”

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，树枝在风中摇。星星真不少，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……

那是一九七五年，奶奶七十三岁。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。我发现的时候，她的身体已经变凉。估计是脑溢血。很可能是脑溢血。

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。那双小脚儿，似乎只有一个大脚趾和一个脚后跟。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啊。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。如今走到了头。也许她还在走，走进了天国，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……

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。现在，在任何场合，我都敢于承认：我是奶奶带大的，我爱她，我忘不了她。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。一个好的社会，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。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。知道她这一生的人，都不怀疑这一点。

当然，最后这几年，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。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：那时每天晚上，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。在那个“专政学习班”里，奶奶是学得最好的一个。她一字一顿地念，像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。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。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，不时看看我，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。我故意装得很忙，不给她这个机会，心想：您就是学得再好，再虔诚些，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？那正是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时候，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。奶奶给我倒茶，终于找到了机会。

“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？”

“咳，您不懂！”

“你不告诉我，我可不老是不懂。”

“您懂了又怎么样？啊？又怎么样？”

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。她默默地坐着，一声不响。第二天晚上，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，不再问我。我一看她，她的声音就变小，挺难为情似的……

老海棠树还活着，枝叶间，星星在天上。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。据说有一种蚂蚁，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，滚过去，总有一些被烧死，也总有一些活过来，继续往前爬。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。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，听说因为她“文革”中做了些错事，弄得她很苦恼，很多事都受到影响。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。历史，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，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。人类浩荡前行，在这条路上，不是靠的恨，而是靠的爱……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