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不知道。我说过了，如是疑难让我百思难取所归。譬如一场战争，一个平头百姓只可能判断其正义与非正义，断无就其战略、战术以及情报的可靠与否而做出支持或反对的能力。不过，话还是说大了——你真能判断出正义与非正义吗？若双方均称占有“真理”和“正义”，并都拿出了缜密的理论支持或“神授”的证据，你将何弃何归？抑或，那就反对一切战争吗？可是，若一残暴势力（如法西斯）欲灭你的族群呢？唔，那当然不行！是呀，这一回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“不”了。但是，什么理由呢？理由就是那自明的真理，即神所珍视的东西：爱！

我终于知道我能够知道什么了。我终于确信我能够确信什么了。我终于看清，一个平头百姓，乃至一些自诩为“家”的人，能够辨认并确信的，只有那个自明的真理。新闻可以虚假，情报可有疏漏，理论尤其会仗势欺人，唯神所珍视的东西是牢靠的依凭。然后还要警惕：万勿在那“爱”字前后掺入自制的使用说明，相反，要以神所珍视的，去比照和监督人所制定的。

但这有用吗？人间的困苦与疑难，能因这爱的祈祷而消灭吗？但是，有和没有爱的祈祷，后果是大不一样的，尤其是那些人定的东西会随之大不一样。如果只有人定的真理与正义，则难免还是“真理战胜真理，子弹射中子弹”。

困苦使人祈祷。疑难使人求助于爱。而“果敢”的人们多是感受不到疑难的，故也无须这爱的祈祷，他们只要鲜明的立场就够了。譬如克瑞昂的城邦立场。也譬如安提戈涅的家族立场。安提戈涅一方面说“我的天性不喜欢跟着人恨，而更喜欢跟着人爱”，一方面又对伊斯墨涅说“我会恨你，死者也会恨你”。什么原因使她前后矛盾？还是立场，鲜明的家族立场——她的诸神还远非博爱的基督。

“因为‘神—人’钉在十字架上的事件，使基督教迈向了一种以爱和自由的神秘关联为核心的伦理宗教。上帝舍了自己的儿子，为世人开辟了成圣与称义的道路。”（李猛《爱与正义》）

但并不是说，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就该废除，而是说所有这些东西，都要看它是否符合神的珍爱，是否符合那十字架上的启示。是呀，神子是犹豫的：“父啊！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将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，只要从你的意思。”（《圣经·马可福音14：36》）

倘若“正义”凛然却无怜爱之心，总是以“我的意思”来断人间的案，感受力必会遭受致命的损失。譬如《安提戈涅》式的事件，处处都有，却非处处都有悲剧或悲剧精神，原因何在？就在那感受力的缺失。还是那句话：不被感受的东西等于从未发生，不被发现的冲突则不能进入灵魂的考问。但这感受力并非出自生理基因，而是出自文化结构——设若此一族群只信奉“君权神授”，而从无“天赋人权”的信念，其结构便少了至关重要的一极。君、神等值，自然就只有人断人案了，进而是君断臣案，官断民案，以及自命的“好人”来断“坏人”与“老好人”的案。所以，大凡这样的地方，除了喜剧便只有惨剧，很少有悲剧。

悲剧，是任人多么聪明能干，也难免要陷入的疑难，尤其是对这疑难之敏锐的觉察。而这样的觉察，或这样的感受力，绝不因为疑难仍是疑难而无所作为；转而求教于神的珍爱，便使爱的天国有望，或已然使其诞生。而惨剧止于求助清官，就算清官总能够战胜赃官，灵魂也无望长大——转来转去还是那一个愚昧的圈圈。

“和能在生活中看到悲剧的那种心性相对（立）的不是看到欢乐的那种心性……（而）是认为生活是肮脏的看法。当人们看到人性中缺乏尊严和意义，人性是琐碎、卑贱的，而且陷入了凄凉无助的境地的时候，悲剧的精神就已经不存在了。”（《希腊精神》）

悲剧使灵魂成长，譬如那个克瑞昂最后也悔悟到：“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神定的律条。”而（尤其是中国式的）惨剧和喜剧，则是惨也归因于（赃）官，喜也归因于（清）官，说来说去，凡夫俗子的命运好歹都是捏在强人手里的，与神的珍爱无涉。于是“神”也就跟着变味儿——都成了强人的仆从。百姓无奈，有本事的便一天到晚去跑关系，往强人堆儿里挤；朝中无人而又胆大包天的，便去落草为寇；剩些自认的弱者，就只好凭那一副笑脸去左右支撑。

现在来看前面留下的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应该已经有答案了：“好人”与“坏人”，或是由强人指认，或就要以神的珍爱来比照，来甄别。

第二个问题要曲折并有趣得多：所以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都看“老好人”是另类，实在也是出于犹豫——显意识要求他们立场坚定，潜意识里却又知道什么是神的珍爱，以及那自明的真理。就是说，他们都知道老好人实在是好人——即“不喜欢跟着人恨，而更喜欢跟着人爱”的那种人，所以一致赞成：那一个“老”字，还是加在“好人”而非“坏人”的头上吧。有趣，有趣，“人类本性的哲学都清晰地表现在人类的语言之中”（《希腊精神》）。另一条思路是：众人或不识“爱”乃真理之最高，却本能地倾向它，或无能分辨某些人定真理与正义的不足或伪善，却本能地对之存疑并惧怕，所以想来想去，还是把“好人”二字留给这一“另类”吧。这既说明众人对爱的认同，又包含着某种愧对，更是要为大家保留下一处可避强权的、爱与自由的乐土。

第三个问题，即老好人的愧笑，愧于何因？很明显，是愧于软弱，愧于自己的不敢坚持真理。而这恰恰说明，凭其天赋的爱愿，他们并非看不清什么是真理，什么是正义；并非感受不到，种种人定的真理与正义是符合了还是违背着神的珍爱。而这又说明：即便是人定的真理和正义，也是多么必要，多么必要却又多么艰难，甚至多么严酷。

“可是神子最后是说‘成了’……因为十字架事件正是以爱成全了律法，成全了将基督交在彼拉多手下的律法。”（李猛《爱与正义》）

这最是“十字架上的启示”堪称伟大之处。人类走出了伊甸园，人类社会要延续、要发展，不可以没有规则。而条条规则，难免都要由人来制定，但条条人定的规则，又必须要符合神的珍爱。这暗示着，人定的规则与神的珍爱，其间的差距甚至是经常的。但是，经常的并不等于是正当的，而只是表明了不得已。显然，“不得已”就更不能引为正当。但“不得已”的不正当，难道可以靠“子弹射中子弹”来纠正？换句话说，违背了神的珍爱的暴力，难道能够纠正违背了神的珍爱的规则或律法吗？不言而喻，那将使我们离神的珍爱愈行愈远。所以，“不得已”只应该意味着：必须要保持信仰的经常——即只有经常地以神的珍爱为比照、为要求，才可能纠正人的恶与疏失。理由很明确，也很简单：唯神的珍爱是一切规则或律法的正当性来源。

甚至，连爱也是这样。爱，谁不会说？但是，离开了神的珍爱的督察，人间的万事万物就没有什么不可能变成压迫力量的。比如，人不会在“爱”的名义下行其压迫吗？真是难了。不过识别的方法也简单，还是那样：看看这人的珍爱，是否符合或接近着神的珍爱吧。

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