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了一段时间，工农兵大学发放名额的消息传开了，红花是从乡上开会回来的路上听说的。

那天的日头格外烈，土路被晒得冒白烟，她和其他村的老师走在树荫下，草帽沿的影子遮着半张脸。同行的李老师是个快嘴的中年妇女，扇着草帽说：“我们村己经报了两个人选，都是根正苗红的三代贫下中农的孩子，听说只要村里推荐，就能去省城上大学，毕业后还能当干部呢！”

这话像一道惊雷，在红花心里炸开。她攥着蓝布褂子的衣角，指节都捏得发白——上大学，是她从扎着羊角辫时就藏在心底的梦。

少女时她是县城中学的优等生，课本上的批注比老师写得还认真，床头贴着“考上大学”的字条。

当年为了嫁给工农老大哥丈夫，她咬着牙撕了师范的保送通知书，母亲哭着骂她“傻丫头”，她却看着“铁饭碗”照片傻笑。如今丈夫不在了，那个蒙尘的梦突然被阳光照得透亮，鲜活得让她心口发颤。

回到韭菜沟，她揣着满心的热乎劲，见人就旁敲侧击地打听。遇见在井台打水的张婶，她笑着问：“婶子，听说县里给咱村派了上大学的名额？”张婶摇着井绳愣了愣：“啥名额？没听说呀。”

路过晒谷场时，她又问正在翻谷的王大爷，老人眯着眼看太阳：“大学？那是城里人的事，咱山沟里哪轮得上。”问了几个村民，要么摇头说不知道，要么支支吾吾绕圈子，倒让她心里的疑团更重了，决定亲自去问问村长。

那天下午，她特意找出压在箱底的蓝布褂子，领口磨破的地方用同色布补了块补丁，看着还算齐整。又对着镜子梳了两条麻花辫，用红头绳扎得紧紧的，垂在胸前晃悠。走到村长家所在的东头时，夕阳正把池塘染成一片金红，水面浮着几片荷叶，像打翻了的胭脂盒。她站在塘边，望着水里自己的倒影：面色有些苍白，眼下带着淡淡的青影，眼神却亮得很，像藏着两颗星星。她深吸一口气，闻到塘里的荷叶香，才抬脚走到那扇斑驳的木门前，铜门环被摸得发亮，她抬手“咚咚咚”敲了三下。

院子里立刻传来“汪汪汪”的狗叫声，是条壮实的大黄狗，扒着门缝往外瞅。可喊了几声“村长在家吗”，屋里却没动静。红花正准备转身，远远看见个熟悉的身影扛着锄头走来，裤脚沾着泥，脊梁上的汗把灰布褂子洇出深色的印子，正是村长。他看见红花，先是愣了下，随即脸上堆起笑，加快脚步走过来说：“红花老师？稀客啊！头回登我这破门槛，快进来坐。”说着从裤腰带上解下钥匙，“咔哒”一声开了院门，冲里喊：“大黄，一边去！”那狗立刻摇着尾巴退到墙角，吐着舌头喘气。

红花跟着走进院子，才发现这院子大得惊人，差不多抵得上学校的半个操场。可里面实在杂乱：东边堆着半垛没劈的柴火，西边扔着锈迹斑斑的犁耙，墙根下的鸡笼歪歪扭扭，几只芦花鸡在院子里踱来踱去，啄着地上的谷粒。村长把锄头靠在门边，挠挠头说：“家里没个女人收拾，瞎糊弄着呢。”

堂屋更暗，迎面摆着张掉漆的八仙桌，桌角缺了块，用铁皮包着。桌上放着个豁口的粗瓷碗，里面还剩小半碗玉米糊糊。墙角堆着几个麻袋，装着杂粮，空气中飘着股烟火混着霉味的气息。村长从缸里舀了碗冷水，碗沿沾着点黑垢，递给红花：“渴了吧？先喝点水。”红花捏着碗沿，指尖有些发凉，碗里的水映着她紧绷的脸。

“红花老师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？”村长坐在对面的长凳上，眼睛首勾勾地盯着她的辫子，像要数清有多少根头发。

红花定了定神，尽量让声音平稳：“村长，我听说有工农兵大学的名额，咱村的下来了吗？”

村长端碗的手顿了下，抬眼瞅她，眼里闪过丝精明：“哦，你说这事啊，是有。怎么，你想去？”

“嗯！”红花用力点头，心跳得像揣了只兔子，“我想试试。我保证，上完大学一定回韭菜沟，还在村里教书，把城里的学问都教给孩子们。”

村长“嗤”了一声，嘴角撇出点嘲讽：“回？上了大学的人，翅膀就硬了，哪还看得上这山沟沟？以前来插队的知青，走的时候连铺盖卷都恨不得扔了，谁真回来过？”

红花急了，往前凑了凑，辫梢扫过桌沿：“我不一样！我丈夫……他生前总说，山里的孩子得有文化。我想完成他的心愿。”提到丈夫，她的声音低了些，眼圈有点发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