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东的盛夏被一场暴雨洗得格外清朗，政法大楼前的梧桐树枝繁叶茂，蝉鸣声此起彼伏，给燥热的午后添了几分生机。祁同伟站在“智慧政法”指挥中心，看着大屏幕上实时更新的矛盾纠纷调解数据——全市的民商事案件调解成功率突破78%，同比提升15个百分点，这组数据背后，是他推动“诉源治理”机制落地半年的成果。

“祁书记，开发区刚传来消息，通过‘警调衔接’平台成功化解了一起拖欠工资纠纷，32名工人当场拿到了拖欠的工资，没发生一起上访。”秘书小周递来现场照片，语气里满是振奋，“工人代表说要给咱们送锦旗呢！”

祁同伟看着照片里工人们激动的笑脸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这半年来，他没搞什么宏大的改革，而是扎扎实实地织密“调解网”：在乡镇建“百姓评理说事点”，让矛盾不出村；在企业推“劳资调解站”，让争议早化解。在社区设“法官工作室”，让纠纷就地解；这些遍布基层的“毛细血管”，把大量矛盾化解在了萌芽状态。

“锦旗就不用送了，让他们把心思放在生产上。”祁同伟叮嘱道，“把这个案例整理成简报，发给各区县政法委，重点讲讲‘平台联动’的经验——公安、司法、人社多部门数据共享，才能快速找到症结。”

小周刚走，程度就匆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份纪委的函件：“祁书记，田书记让查‘诉源治理’专项经费的使用情况，说是有‘群众反映’，怀疑部分资金‘挪作他用’。”

祁同伟接过函件，翻到经费明细页，上面的“调解员工资”“场地租赁”“宣传物料”等支出记录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都附有发票和验收单。他冷笑一声：“让财务科把经费审计报告和银行流水整理好，纪委要查就配合，但要跟他们说清楚，这笔钱关系到基层调解员的生计，可不能随便冻结。”

“我这就去办！”程度转身要走，又被祁同伟叫住，“顺便通知各区县，明天召开‘诉源治理’现场推进会，让开发区的同志讲讲具体做法，让大家学有标杆。”

3号院的树荫下，高育良正在和几位老政法下棋，棋盘旁的石桌上摆着刚摘的葡萄，晶莹剔透。看到祁同伟进来，他笑着招招手：“来得正好，刚说到你那个‘诉源治理’，老同志们都夸你‘抓到了根上’。”

“还是您当年教我的‘标本兼治’。”祁同伟递过一份《政法便民服务清单》，“老师，我想在全市推广‘预约上门’服务，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、残疾人，让法官、检察官、公证员上门办案，您看看可行吗？”

高育良接过清单，仔细看着服务项目：“上门立案、远程开庭、现场公证……这些都是群众急需的。”他指着“服务评价”栏，“这个要加上，让群众给服务打分，好的表扬，差的整改，才能越做越好。”

祁同伟点头赞同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。政法工作不能自说自话，群众满意才是硬道理。”他顿了顿，提起纪委查经费的事，“田国富那边……”

“随他查。”高育良落下一颗棋子，语气淡然，“基层经费的账最容易查，每一分钱都花在明处，他查不出东西的。倒是你，要盯紧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众，别让‘上门服务’变成形式主义。”

第二天的“诉源治理”推进会上，开发区政法委书记拿着平板电脑，给各县区代表演示“平台联动”流程：“您看，工人报案后，系统自动调取企业的社保缴费记录、工资发放流水，发现企业确实拖欠工资，立刻推送人社部门介入，三天就解决了问题。”

台下的代表们纷纷拿出手机拍照，不少人举手提问：“平台数据怎么共享？”“调解员待遇有保障吗？”“跨部门协调难不难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