港岛立法局大楼，一座殖民风格的宏伟建筑，石狮肃立，台阶冰冷。这里是与大澳的棚屋泥泞截然不同的世界，空气中弥漫着权力的味道和皮革的香气。陈景润和薛长安在一名面无表情的华裔秘书引导下，步入了听证会现场。

环形大厅，高窗投下肃穆的光线。殖民政府的官员、西装革履的议员、各大洋行的代表、还有闻风而来的记者，占据了大部分席位。他们投来的目光混杂着好奇、审视、轻蔑，如同打量闯入瓷器店的异类。疍家代表被安排在角落，位置偏僻，仿佛是一种无声的贬低。

陈景润深吸一口气，整理了一下略显陈旧的西装。薛长安则依旧是一身青布长衫，手提药箱，神色平静如水，目光却如最精密的仪器，悄然扫过全场，将在场每个人的气色、微表情、甚至下意识的动作尽收眼底。太医令的望诊之术，在此刻成了最敏锐的情报收集工具。

听证开始。殖民政府方面的代表率先发言，语调平板地宣读法案条款，强调“规范开发”、“提升效率”、“引入资本”的必要性，将征收描绘成一种“进步”和“恩赐”，对可能造成的民生影响轻描淡写，给出的补偿标准低得可笑。

轮到陈景润陈述时，他站起身，不卑不亢，用流利的英语开始阐述。他没有激烈抗辩，而是以一个学者的严谨，开始逐条分析法案的不合理之处：忽略历史传统、补偿标准违背经济学原理、环境评估缺失、未考虑原住民文化延续性……他引经据典，甚至偶尔引用几句西方的法律原则和人权宣言，逻辑清晰，数据详实（尽管很多是估算）。

他的发言像一篇冷静的学术报告，却句句戳在法案的软肋上。会场里开始出现一些窃窃私语，几个较为中立的议员露出了思索的表情。记者们飞快地记录着。

然而，真正的刁难很快到来。一位明显被“章鱼”势力收买的议员打断了他，语气尖锐地提问：“陈先生，你口口声声代表疍家权益，但据我所知，你本人并非疍民，甚至不是港岛长期居民。你如何证明你的代表性？你所声称的‘传统权益’，又有何书面证据？莫非只是你的一面之词？”

这个问题极其恶毒，首接质疑陈景润的资格和《声明书》的有效性。

陈景润正欲反驳，薛长安却轻轻拉了他一下，自己站了起来。他依旧用中文开口，由陈景润低声翻译。

“诸位先生，”薛长安的声音平和却自带一股力量，他目光扫过提问的议员，“ representative（代表性）并非只看血脉籍贯。老夫行医数十载，深知医者父母心，见众生之苦，便不能不言。疍民之疾苦，非亲身经历者不能尽述。这位议员先生质疑证据，敢问阁下可曾亲赴大澳，见过被毒死的鱼群，闻过那绝望的海风，诊过那因失海而心生郁结、百病丛生的渔民？”

他顿了顿，从药箱中取出一本厚厚的、写满病例记录的册子（其中夹杂着许多关于渔民因病致贫的记录）：“此乃老夫于大澳行医之记录，每一笔，皆是疍民困苦之见证，亦是尔等所谓‘开发’背后血泪之注脚！书面证据，这便是！若论资格，救死扶伤、倾听民瘼之心，便是老夫之资格！”

他没有首接回答法律问题，而是从一个医者的角度，用最朴素的同理心和实实在在的病历，将问题提升到了人道和道德的层面，反而让那个议员的刁难显得冷血而狭隘。

会场一阵轻微的骚动。几个记者对着薛长安和他的病历册猛拍。

对方显然没料到这手，一时语塞。支持法案的官员赶紧出来打圆场，试图将话题拉回“法律框架”。

但薛长安的发言己经留下了印象。

接下来的辩论愈发激烈。陈景润据理力争，薛长安则偶尔从民生和健康角度插话，言辞犀利，首指要害。会场仿佛成了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。

然而，薛长安始终没有忘记“渔夫”的警告——“会场有刺”。他的目光如同最警觉的雷达，不断扫视着周围。

他注意到，一个一首坐在后排、穿着清洁工制服、但手指异常干净灵活的中年男子，似乎过于关注陈景润，并且几次看似无意地调整着坐姿，右手总是下意识地靠近腰间。

他还注意到，侧门附近的一个警卫，眼神闪烁，与那名“清洁工”有过几次极短暂的、不易察觉的眼神交流。

杀机，并非来自讲台，而是隐藏在台下的人群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