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4年4月21日，清晨六点。

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，广播在用毫无感情的电子音播报着列车进站的消息。

程青坐在候车室冷硬的长椅上，手里捏着一张粉红色的硬纸板车票。

票面上印着“省城——临江”的绿皮车次号。

这趟车慢得要命，全程要摇晃将近七个小时。

沿途要经过十几个不知名的小站，穿过大片的农田和灰扑扑的乡镇。

但程青没有买高铁票。

高铁快，快得让她觉得还没来得及做好心理准备，就会被猛地塞回那座县城的喉咙里。

她想慢一点，想在这个隔音的铁壳子里，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。

火车驶出省城时，窗外的天际线还是灰色的钢筋水泥。

半小时后，那些高楼大厦逐渐被矮平房取代。

再后来，连矮平房都没有了，只剩下大片正在返青的麦田和偶尔掠过车窗显得孤零零的电力铁塔。

程青靠着车窗，额头抵在玻璃上，看着窗外流动的风景。

外面的温度随着列车的北移而逐渐降低，空气里带着一股湿润的泥土腥味。

她看着自己在车窗玻璃上的倒影。

利落的短发，黑色的夹克，尖削的下巴，那双耷拉着的死鱼眼在晨光里显得格外安静。

四年前，她坐这趟反方向的列车去省城时，还是个头发枯黄、眼神惊恐、兜里没有一分钱的逃难者。

现在她坐在这趟车上，口袋里有几千块的现金，银行卡里还有一万多，身上穿着自己买的干净衣服，脸上没有任何畏惧。

她觉得自己应该感到轻松。

可她心里却像被人塞进了一块浸了水的棉花，不重，但沉甸甸地坠在胸口。

程青闭上眼，让自己的思绪随着列车的哐当声漫无目的地飘荡。

她在想，季柏现在会在干什么呢。

四年了。

四年足够一个县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——商业街可能换了新商铺，菜市场可能搬了地方，连县医院可能都翻新了。

季柏那个人，脾气那么暴，性格那么冷，身边总是不缺帮他干活的小弟，也从来不缺愿意倒贴他的女人。

她走之后，他可能很快就把她的位置腾了出来。

说不定他又找了新的“欠债人”住在三楼。

说不定他早就把那间放杂物的铁架床扔了，换了一张新的双人床。

程青把额头抵在车窗上，心跳得很平稳，甚至带着一种连她自己都说不清的淡漠。

她想：他肯定早就把我忘了。

季柏那种人，对谁都不会有太多记忆。

一只猫跑了，他会骂两句，但不会满大街去找；一件旧衣服坏了，他只会扔掉换新的。

她程青在他眼里，无非是一个欠了钱、还清了、跑掉了的债务人。

他这种人向来是把人当工具用的，工具用完了、生了锈，换一把就是了。

他怎么可能还记得她，记得那双死鱼眼，记得她后腰上那条他亲手纹上去的黑蛇？

程青在心里默念了几遍“他一定忘了我了”。

念得越多，她的理智就越确信这一点。

可是，她后腰上的那条蛇还在。

隔着毛衣和打底衫，她能感觉到那条蛇的纹路贴着皮肤，像一枚无法消除的胎记。

她睁开眼，看着车窗外的麦田忽然被一片灰扑扑的、低矮的民房取代。

她知道临江县城快到了。

列车在临江站减速的时候，程青把帆布包从行李架上取下来，背上肩。

她站起来时，小腿因为坐久了有些发麻。车厢里的广播在播报“临江站到了”。

车门打开的瞬间，一股熟悉的还带着干冷灰尘和廉价小吃摊油烟味的风，扑面而来。

她走下了火车。

临江站的站台依然和四年前一模一样——旧水泥地，油漆剥落的天棚，站台上支着一个卖烤红薯的铁皮车。

程青穿过出站口，看到火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停着几辆破旧的出租车，几个拉客的司机正蹲在车边抽烟聊天。

她站在广场边缘，深深吸了一口这座小城的空气。

县城比省城安静太多了。

省城是人声、车声、广告牌闪烁的霓虹光，而这里，连吹过的风都显得迟钝而悠长。

程青没有打车。

她背着那个灰白色的帆布包，沿着通往老商业街的那条路，一步一步地走着。

路两边还是那些老旧的房子，门口的铺子挂着褪色的招牌，卖五金的和卖早点的隔着一堵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