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花环顾了西周，老杨把她安排到了学校的一间宿舍里。同来的还有个年轻人叫小朱，是跟着老杨做事的。小朱戴副黑框眼镜，镜片厚得像瓶底，瞧着文质彬彬，像个读过书的，实则大字不识几个。

那眼镜不是为了装斯文，是打娘胎里带的病根儿，让他打小就看不清东西，离了眼镜连人影都辨不真切。把红花送到地方，小朱就喏喏地跟老杨打了声招呼，转身沿着泥泞的土路回去了，背影在灰蒙蒙的天色里缩成个小小的黑点。

说这地方是学校，实在是勉强。拢共就几间摇摇欲坠的瓦房，墙皮剥落得露出里面的黄土，房梁上挂着些说不清年份的蛛网，风一吹就跟着房檐下的破铁皮哐当乱响。教室里的窗户更不必说，十有八九没了玻璃，只剩下黑洞洞的窗框，有的糊着破塑料布，被风撕成一条条的，像垂着的烂布条；有的干脆空着，能望见里面积满灰尘的土坯课桌，桌腿歪歪扭扭，像是随时会散架。谁也说不清这是村里淘气娃扔石头砸的，还是年深日久，玻璃自己碎了、掉了，反正就这么荒着，没人管，也没人修。

学校除了这几间破瓦房，再没别的像样建筑。教室门前有片不大不小的空地，说是操场，倒不如说是片野地——高低不平的泥地上长满了半人高的杂草，只中间被踩出一条勉强能走的小径。空地边缘绕着条河，说是河，早没了水，河床出干裂的泥块，像块被太阳晒得发脆的硬面饼，偶尔能瞧见几个深浅不一的水洼，积着些发绿的雨水，水面浮着草屑，散发出淡淡的腥气。

空地的泥土还湿乎乎的，脚踩上去能陷下半个鞋跟，带出一串泥印子。看这光景，前两天下过场不小的雨，泥地里还留着些杂乱的脚印，有大有小，有深有浅，像是有人来过，又像是谁也没在意过这地方。

老杨把红花领到学校唯一的办公室。那屋子比教室更破旧，靠墙摆着张掉漆的木桌，桌上堆着些泛黄的纸，墙角立着个缺了腿的书架，上面空荡荡的，只摆着个裂了缝的搪瓷缸。办公室里间挂着块褪色的蓝布帘，掀开帘子，里面是间更小的屋子，算是老师的宿舍。老杨指着屋里那张铺着旧草席的土炕说：“这是先前那老师住的地儿。人走了快俩月了，东西没人收拾，就这么搁着。”说着就动手把炕上的旧被褥卷起来——那被褥黑黢黢的，摸着硬邦邦的，像是浸过油又晒干了，边角磨得露出了棉絮。他费力地把那捆东西抱起来，从里屋挪到外间，又转身对红花说：“你先找个地方打盆水洗洗脸，歇歇脚。我回去跟家里婆姨说声，让她给你拆洗套新铺盖卷来，明儿一早就给你送来。”

老杨抱着那捆旧被褥往外走，脚步在泥地上踩出沉重的声响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又回过头，嗓门洪亮地补了句：“红花，村长知道你今儿到，估摸着过会儿就来看看你。”

红花应了声“哦”，声音轻得像怕惊着屋里的灰尘。

她站在原地，望着这荒凉得近乎死寂的学校，胸口像堵着团湿棉花，闷得发慌。这地方跟她原来待的县城中学简首是天上地下——原来的学校有亮堂堂的玻璃窗，有刷着红漆的木门，操场上还有篮球架，课间时满是学生的笑闹声。可这儿呢？除了风声和自己的呼吸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连草里的虫鸣都稀稀拉拉的，透着股子绝望的冷清。

可她心里清楚，自己必须待下来。从她在大会上站起来，为那些被诬的老师说第一句话时，就该料到会有这么一天。

命运想把她摁进泥里，她偏要在泥里扎根，长出点模样来。这点骨气，是她打小就刻在骨子里的。

红花慢慢踱出办公室，沿着空地边缘的小径打量着这所学校。土路两旁的杂草上还挂着水珠，是前两天下雨留下的，沾在裤脚上凉丝丝的。她走到教室门口，往里瞅了瞅，黑板上还留着半截没写完的算术题，字迹被雨水洇过，模糊成一团灰影。墙角堆着些断了的粉笔头，像是被人遗忘的碎骨。她原以为，就算偏远，学校总该有几分生气，可眼前这景象，比她最坏的想象还要糟。

她找了块稍微平整的石头坐下，石头被太阳晒得暖暖的，倒驱散了些身上的寒气。

阳光穿过稀疏的树枝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随风轻轻晃动她望着远处连绵的黄土坡，心里头空落落的，像那干涸的河床。